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日前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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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對當前經濟形勢作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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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來年經濟工作進行部署的關鍵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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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了許多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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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於新的理論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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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值得關注。首先，具體提出了2016中國經濟的五大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毫不掩飾地指出當前中國經濟的重大問題，並下定決心去面對，甚至要去「殲滅」；其次，提出了如何去面對、去殲滅這些問題的新理論思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於是， 2016年不但定位為「十三五的開局之年」，也是「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新問題，新理論，新定位，都很清楚了，如何解讀？有何特色？可以作什麼展望？先講特色，跟往常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發展思路從加法變成了減法，從乘法變成了除法。加法與乘法是單純地追求多，追求快；減法與除法則是要解決矛盾，消滅問題。這種觀念與態度上的巨大變化，具體體現在五大任務之上：「去，去，去，降與補」；其次，這些「必欲去之而後快」的問題之所以產生，主要與之前在加乘心態下動輒採取擴張性的政策有極為密切的關係，所以必須改弦易轍，把這些所謂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調整為「供給側結構改革」，換個方式講，即是從「需求側（面）經濟學」轉變為「供給側（面）經濟學」。那麼，又如何解讀會有這樣的理論轉變呢？這個問題如果放在經濟思想與理論的歷史演進中去觀察，會比較有趣也比較易懂。所謂「供給側經濟學」的源頭，其實就是亞當斯密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亞當斯密高度推崇市場機制在資源優化配置中的重大作用，並確信這套自由市場機制能處理各種失調問題並保證實現最大的總產出。但這一套被稱之為古典學派的經濟理論，在上世紀1929年發生經濟大蕭條中卻遭到了重大挫折，面對當時史無前例持續性的巨大蕭條，傳統古典學派不但束手無策，甚至連問題出在哪裡也搞不清楚。這個古典經濟學的巨大困窘一直到凱因斯的《一般理論》1936年出版才獲得了答案。凱因斯指出市場機制絕非完美，大蕭條的出現即是證明；他並進一步指出，問題出在有效需求不足，因此主張以政府的力量，也就是後來眾所周知的擴張性政策（貨幣與財政政策）去拉動需求。此即為「需求側經濟學」的濫觴。1930年代的大蕭條本質上是被之後發生的二次大戰創造了巨大需求所解決，凱因斯的需求側經濟政策在二戰之後也成了顯學，不僅風行於學術殿堂之中，也流行於各國政策廟堂之上。一時之間甚至於有經濟學即凱因斯理論之錯覺，一直到1970年代，先後兩次能源危機爆發，西方經濟出現了前所未見的「停滯膨脹」，使得凱因斯理論顯然失去了解釋與因應的能力，經濟學又面臨了新的困境，回歸傳統古典學派的「供給側經濟學」即是在這個背景下誕生了。代表性的人物與政策不約而同地在大西洋兩岸出現了：美國的雷根與英國的柴契爾均強調要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包括對總需求管理政策使用的節制，以及通過減稅讓企業有更多的活力，在英國甚至把國有企業民營化，這一套所謂的供給側經濟學改革果然為兩國經濟注入了新動力。事隔30年，2008年9月，美國由於低利率政策孵出的房市泡沫爆破，這本質上又是需求側經濟政策，引發了影響全球的世紀金融海嘯，美、日、歐、中紛紛採擴張性的貨幣及財政政策，但效果不顯，在中國甚至還導致了嚴重的房屋及產能過剩，這即是中國成為這一波經濟理論與思潮改革引領者的主要背景。在這樣的形勢下展望中國經濟，如貫徹供給側結構改革並取得成效，將會是一個短空長多的的結果，這即是當前短中期的新常態，至於長期，以中國大陸在無論供需兩側都擁有的巨大潛力，無疑仍是看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