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年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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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剛開始蛻變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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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社會各個領域裡都有人在爭論一個大哉問:「台灣往何處去?」;那是台灣集體動員替未來尋路的年代。
也因為多數人心中都有這樣的大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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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尋找未來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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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讓台灣經濟從凋蔽的谷底緩緩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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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從深耕的本土裡開出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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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也從萬山不許一溪奔的禁錮網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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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決出堂堂溪水出前村的浩蕩風景。
換句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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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爭論台灣往何處去的年代,以及那段為未來尋路的年代,可以說是台灣的軸心年代;台灣之有今日,幾乎完全源自那段年代,它是台灣現在各個領域風貌的原型。
但這幾年,那樣的大哉問已久不聞矣。即使偶然有人問起,問的人也多半出於消極心態,喟嘆多於行動,既惶惶然於台灣的前路茫茫,也茫茫然於何去何從的抉擇;政治社會裡的人如此消極,民間社會亦然。
不斷在爭論往何處去的社會,乃是一個有問題意識的社會,多數人不但知道問題所在,也都在苦思追索問題的解答。在爭論過程中,雖然會有不同立場與主張的衝突對立,但多數人的目標卻是一致;而且,他們都往前看也往外看,都在試圖追尋一個較好的未來。但現在的台灣雖是一個問題重重的社會,社會多數人卻毫無問題意識。而且,每個人都往內看;更嚴重的是,往內看的那些人愈看愈瑣細,細到誤以為牛角尖就是全世界,他們站在牛角尖上與人鬥與天鬥,鬥得不亦樂乎,也鬥得大義凜然;但結果內鬥造成內耗,內耗讓國家動能蕩然無存;台灣現在動能盡失,即因此而來。
比方說,台灣經濟已淪落到像朱敬一院士所形容的「在吃李國鼎與孫運璿時代留下來的老本」,但沒有人苦心積慮在問「台灣經濟往何處去」。比方說,立法與行政兩權已聯手讓政府治理癱瘓失能多年,但沒有人在問「代議民主往何處去」。比方說,兩岸關係千折百迴後已走到歷史轉折點,但沒有人在問「兩岸未來何去何從」。
不誇張地說,目前的台灣似乎是一個祇會也祇能思考現在的社會,多數人都欠缺未來思考;大家祇有對現在的小哉問,對現在有問題意識,卻沒有對未來的大哉問,對未來也沒有問題意識;所謂滿足於小確幸,即是對未來的消極心態使然。
七○、八○年代時,台灣政治社會裡,廟堂上有像李國鼎與孫運璿那樣的人,廟堂外也有懷抱夢想衝撞威權體制的那些人,他們不但在問台灣往何處去,也找到何處去與如何去的答案。
但台灣現在的政治社會,卻是在朝的一片暮氣沉沉,在野的滿腔怒氣沖天;尤有甚者,民間社會竟然也模仿政治社會,暮氣與怒氣兼具;以至於舉國上下都迷失於現在,而茫昧於未來,既不知未來何處去,更不知未來如何去。
一個有內憂外患的社會,就是危機社會,也祇有生存於危機社會的人,才會有何去何從的大哉問。七○、八○年代的台灣是危機社會,現在的台灣亦然,但不同的是,過去有人苦心思索何去何從,現在卻無人聞問。更令人憂心的是,在二○一六年之前,耽溺於內鬥、迷失於現在的台灣多數人,大概沒人會有危機社會應有的問題意識吧。
台灣會往何處去?依現況來看,悲觀的人可能會用張愛玲那句話來回答你:一步一步走向沒有光的所在。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