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社論/粵港澳大灣區展現經濟整合雄心

中國大陸國務院2月18日發布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畫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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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或將與紐約、舊金山、東京旗鼓相當的全球第四大灣區已輪廓初現。這個大灣區以香港、澳門、廣州和深圳為中心城市,

零汙染

,並涵蓋佛山、中山、珠海、肇慶、江門、惠州、東莞六個城市,

PC銘版

,面積達5.6萬平方公里,

傳單 台北

,人口6,

銘版印刷

,600萬,

獎牌

,2017年GDP超過人民幣10兆,

天然水

,與韓國相當,

大型海報 台北

,超過俄羅斯,全球排名第11位。這個在2017年兩會首度提出的概念,花了幾乎兩年時間才完成,可以看出中共對於這個由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推動的重大國家戰略的高度重視。大灣區的戰略定位是:一、打造成為世界新興產業、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巨大基地;二、發展成世界級創新科研中心;三、建設成世界級城市群。 從初步概念的提出以來,海內外對大灣區的評論相當多元,既有樂觀的、正面的,又有保留的、質疑的。仔細看,前者多為經濟角度,認為任何整合程度的提高都是多贏的,後者多為社會及政治角度,特別是擔心香港與澳門原本的獨特制度、文化及國際地位將有所不保。是耶?非耶?究竟該如何做科學的、客觀的評價?我們認為,這個看似複雜的問題,第一步必須先從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三個不同層次整合角度切入,了解其邏輯關係後,再對照大灣區香港、澳門與內地之間「一國兩(或三)制」的實際運作,或許才能得到一個比較有說服力的答案。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整合可以有三個層次。一、就經濟層次而言,考量到經濟規模效應,整合程度愈高愈好,最好是完全的「一體化」;二、就社會層次而言,考量到不同族群、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自主性,整合程度不宜太高,否則就傷害到了多樣性或多元性;三、一個國家的政治層次整合,就必須在前兩者之間尋找到最佳的折衷與平衡,最終體現在政治體制的設計與運作上。歐盟的發展與形成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一開始,是六個國家建構產業同盟,接著整合的範圍擴大,從六國到九國到現在的28個成員國,整合的層次提高,從產業同盟到關稅同盟到共同市場再到統一的貨幣,所有這些,都屬經濟層次的整合,整合度愈高愈好。但另一方面,考量到28國的不同種族,正式官方語言有24種,還有殊異的宗教信仰及文化與風俗習慣,因此政體設計不強求統一,目前只建構了歐洲議會,基至連歐洲軍隊尚未建立,這部分跟要不要交出各國的財政權以形成統一的財稅體制,恐怕都還需要相當的時間來磨合。回到粵港澳大灣區。就現行的行政及經社體制而言,它是一國三制、三個租稅區及三種貨幣。1997年及1999年,為了香港及澳門回歸,鄧小平一早就提出了「50年不變」的承諾,這個「不變」,主要是指政治體制及社會體制的不變,如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港澳回歸22年及20年,這些基本上應該是做到了。但在差異性要求相對較高的政治及社會體制之外,經濟層次的整合度是愈高愈好的,換言之,在這個5.6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們期待的是人流、物流、金流、信息流全面無障礙的流通。這樣高度的、全面的經濟一體化,一方面要靠大規模的基礎建設(如高鐵網、公路網及港珠澳大橋等)來克服各種自然的障礙,另方面也要靠體制的改革與政策的創新,比如「一地兩檢」、租稅劃一,及最終讓港幣及澳門幣與人民幣掛勾等,也只有在經濟層面實現了高度及全面的一體化整合之後,大灣區內部兩個特區及九個城市之間才能真正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毋庸置疑,作為一個國家級的發展大戰略,現在已跨出了正確的第一步,大灣區體制創新的精髓就在於正確拿捏「一國三制」的變與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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