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即是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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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政府推動的許多政策竟也在紛擾與爭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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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續拍板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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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預算亦編入明年度政府歲出計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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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專家學者搖頭嘆息。畢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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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經驗及學術研究證實，政府主導產業轉型的自信，往往是政策失靈與市場失靈的開端。誠然，就當前台灣經濟面臨的諸多困境而言，蔡政府意欲帶領經濟轉型、協助產業突破瓶頸的立意良善，因而產生諸如5+2產業創新計畫的政策規劃。但該規劃納入最熱門的高科技產業，看似飽含產業轉型意涵，卻仍是「選贏家」（pick up winner）的老舊思維。尤其是在全球化腳步下，產業趨勢變化既快速又劇烈，不再如早年雁行理論般有著循序漸進的模式，位處產業外的政府，未必有選出贏家的能力。若貿然選定目標產業，並投入大量的國家資源，看走眼的後果便是資源運用無效率、打亂市場應有秩序，甚至喪失發展佳機。當年台灣在行動通訊4G規格戰中慘敗，就是一例。再者，學者霍斯伯斯（Gert-Jan Hospers）等人針對產業聚落與公共政策關聯性的研究指出，矽谷因高科技事業雲集而揚名世界以來，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希望能複製矽谷經驗，以致於「矽某某」（silicon somewhere）處處有，卻只有印度班加羅爾的Silicon Plateau如願成功。原因有三：第一，新科技發展本身的不確定性，使政府押錯寶或政策規劃失當的機率甚高；其次，高科技產業群聚的地區，未必能從中獲益，如高科技產業創造的就業機會，往往比傳統產業來得少，也易因競相生產而造成產能過剩；第三，任一產業聚落的萌芽與茁壯，皆與所處環境的先天優勢（如經濟發展結構、法令制度）有關，且愈具有創新特質的產業，愈無法照章複製。特別是產業聚落得以成功，多與藏在企業家與相關優質人力身上的隱性知識有關。舉例來說，加州矽谷與當地既有的世界頂尖學術中心（如史丹福大學）密切合作，既可獲得源源不絕的高品質人力，並吸引廠商把「最有價值」的生產研發環節移入，又將頂尖的技術商業化並開創新市場、新產品後，美國名校學生及頂尖國際學生相繼湧入，讓產業更蓬勃發展，形成良性循環。相形之下，台灣大學在全球排名僅198名，在亞洲地區也遠不如新加坡、香港、中國，更甭提個位數的國際學生比例，要發展台灣成為亞洲矽谷或進行有競爭力的產業創新，尚須甚大的努力。當人力資源條件如此差強人意，台灣自然吸引不了勇於承擔風險，亦索求高報酬的創投資本，前來襄助有發展潛力的新創企業圓夢，使其還來不及踏上成功的坦途，就因燒光資本而遺憾地謝幕。長此以往，有競爭力且面向國際的產業聚落更難以成形。由此可知，產業聚落發展的成功，均與政府無直接關係，競爭優勢的提升也絕非靠複製可得，而是必須根植於在地特色與全球趨勢自發性地結合為有成長動能的新組合。例如矽谷是奠基於在地的企業家創業精神、冒險家能量及人才輩出的史丹福大學，再搭上全球自動化、智慧化的科技趨勢而成。不只高科技，結合傳統手表製作與行銷與生活風格趨勢，發展手表潮牌Swatch的瑞士侏羅山、善用沐浴文化與高齡化健康要求趨勢，打造健康渡假村的匈牙利多瑙河灣亦是如此。那麼，政府該做什麼呢？其實，只要把企業投資與發展的環境條件做好，如友善的租稅及法制環境、品質良好的公共建設、頂尖的高等教育品質，其他的事交給企業就行了。要言之，5+2產業創新計畫雖已陸續上路，但「木已成舟」不代表非得要將錯就錯下去。蔡政府若能了解前述產業聚落成功發展的要件，掌握自身與產業聚落間的「最適距離」，盡快改變既有政策步調，當個稱職的產業催生者也不是不可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