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閣揆甫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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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界便呼籲台灣應跟上世界減稅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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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進經濟成長。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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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2018年美國經濟受惠於川普稅改的角度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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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滲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倡議減稅助經濟的論點有其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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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絕非維持景氣繁榮的萬靈丹。在某種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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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還有「請鬼拿藥單」之虞。簡單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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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後蔚為風潮的「下滲經濟學」，係指政府透過降低企業稅、高所得者所得稅，乃至於資本利得或紅利稅，讓富人與大企業保留較多所得並轉為投資，且善盡母雞帶小雞之責，創造就業、提高薪資，使減稅利益可下滲到較不富有的勞動者，達到帶動整體經濟成長的目的。 問題是，這個合乎經濟邏輯的美好想像，到頭來多半只是學者專家的一廂情願罷了。因為真實社會是一個活躍的有機體，隨著經濟活動的複雜度愈高，其偏離學理預期軌道的可能性也愈高。再加上人性自利、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市場和政府雙雙失靈等現實，讓下滲經濟學非但未能讓社會大眾共享經濟成長果實，反而助長贏者全拿的風氣，釀成貧富差距與技術兩極化與日俱增的苦果。何以如此？首先，就創造就業而言，當自動化與智能科技時代來臨後，即使大型企業及富人因減稅而增加投資，也會「理性」地優先投資自動化設備，以有效提高生產力，導致其與小型企業及較低所得階層的生產力差距拉大。OECD資料顯示，2001~2013年世界前5%製造業、服務業的勞動生產力成長33%、44%，但其餘95%僅增加7%、5%，差距懸殊。遑論如今製造業所需人力原已不多，且因技術創新步調加快而逐漸被取代；服務業則因營運表現始終不敵獲得政府奧援而勢力急速擴張的頂尖企業，在業務需求疲軟下，持續刪減人力以控管成本。此時，被大量釋出的多餘人力，在技能轉換存在障礙下，易流向進入門檻相對低的住宿餐飲、批發零售等低生產力部門，拖累總體經濟的生產力增長，進而陷入低成長窘境。再就提高薪資來看，同樣受到產業結構變化、技術進步或企業經營策略等影響，勞動要素在生產過程所分配到的份額逐漸降低，各行業薪資成長減慢，損傷消費與經濟擴張力道。以美國為例，2000年以來企業稅後利潤占GDP比從5%升至2017年的9.4%，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卻從47%降至43%，連帶使民間消費、經濟成長率從5.1%、4.1%，走低至2017年的2.5%、2.2%。這種企業利潤增加，卻未能分潤給勞工的情況，台灣也有。1992年台灣企業營業盈餘占GDP比自29%增至2017年的35%，但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卻從51%降至44%，民間消費、經濟成長率則由9.9%、8.3%，大幅滑落至2.5%、3.1%。由此可知，當政府長期為少數富人與大企業減稅，或破壞市場機制地給予各種優惠補貼，易讓富者愈富，大者恆大。同時，政府稅收減少，遂不得不減少支出或大量舉債。前者將排擠社會福利支出，造成所得在不同階層間重新分配，後者則是債留子孫，將所得在世代間作重分配。更何況，當政府可容忍的赤字到達臨界點，激勵政策必須落幕時，長期仰賴人為力量驅動的經濟，恐因欠缺足夠的自發性成長動能而呈現停滯或衰退。要言之，「下滲經濟學」倡議的減稅措施，雖可促進短期經濟成長，卻難彌補日日飲鴆止渴所累積出的多重不均問題。因此，即使財政部公布2018年12月的國債數據顯示，每位國人平均負債22.7萬元，為近六年同期最低，且與G20國家相比，台灣政府負債占GDP比相對較低，似有跟上減稅潮流的本錢。但若想想台灣長年低薪、貧富不均等問題，已引發包括世代在內的各種「正義」之爭，以及2019年川普稅改效益將減弱的疑慮，台灣是否要貿然跟風減稅，新閣揆恐需思慮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