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爭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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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名關廠工人昨天贏得勞動部追討貸款的第一波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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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北最高行政法院裁定不必償還。全案雖仍可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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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盱衡此案所耗損的整體社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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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勞動部應該放棄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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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這些忿懣多年的被剝削勞工能回歸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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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還社會一個平靜。
掛牌不滿廿天的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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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得到這個敗訴判決，其實應視為「解脫」而不是大挫敗。此一事件，歷經七任勞委會主委，長期擾攘，至今已經沒有任何「圓滿落幕」的選項。此時，司法的判決，實不妨視為幫行政部門的處理提供了一個下台鞠躬的機會。
所謂「社會成本」，例如，關廠工人一再選擇激烈的手段抗爭，包括在火車站臥軌及埋鍋造飯等，一方面造成了無辜大眾的不便，另一方面，這些抗爭工人垂垂老去的困境，也讓許多民眾深感同情與不安。這些，都是無形的社會成本，代價高昂。此外，勞動部門為追討一兩億元欠款，卻每年編列兩千萬元的訴訟費用，歷任主委更屢屢因此揹負「冷血酷吏」的惡名；得失之間，皆顯不相稱。
回顧整起事件的始末，關廠工人起而抗爭，是因為九○年代一連串的企業惡性關廠所引發，多家工廠不僅積欠勞工薪資，企業主甚至侵吞了工人的勞健保費。當時，勞委會為了弭平紛爭，動用就業安定基金推出「關廠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給相關工人；但在許多勞工的解讀，卻認為這筆錢是政府「代位求償」，沒有償還之必要。
前勞委會主委王如玄在前年對積欠貸款的勞工提出追繳訴訟，主要原因是，貸款十五年的追繳期即將屆滿，雖其中半數勞工已經清償，另五百多名勞工則依然積欠；她若不作為，恐有行政疏怠之失，也將造成雙重標準的處理。但也因為這項訴訟的提起，引發隨之而來的扣押財產、加重滯納金的問題，隨即導致關廠工人重上街頭。
觀察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昨天的判決，對勞委會的作為做了全盤否定的裁定：一，認定勞委會提供給關廠工人的錢屬於「賠償」，而非「貸款」；二，承認關廠工人蒙受的損失，是過去國家法治不健全所導致；三，認定勞委會當年未善盡監督之職，因而對勞工有社會補償之責；四，勞委會與工人之間雖訂有契約，但在公法上已過了請求時效。
高等法院這樣的判決，不僅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氣。畢竟，若只是鋸箭式地就契約論斷應否償還，不過處理了形式和皮毛；而高等法院願意進一步承認「國家法治不健全」而導致關廠工人的損失，並認定主管部門應對當年的失職負起責任，這是仁智兼具的裁定。否則，關廠工人十多年來承受的辛酸委屈以及在抗爭中消逝的悲憤人生，將如何甘心？
然而，在稱揚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這次判決之際，我們也必須提醒司法界兩件事：其一，這項判決，對已經還款的七九九人產生的不公，將如何處理？其二，別忘了當年讓關廠工人落至求償無門，司法官的漫不經心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以聯福製衣廠的惡性關廠為例，老闆李明雄在潛逃東南亞另起爐灶五年後被引渡返台受審，政府原可藉此機會代工人積極求償；誰料，地方法院草草判他廿萬元交保，而工人埋鍋造飯苦守多年的廠房最後遭拍賣，工人亦未拿回分文。試想，如果當年的司法官有多一點憫恤之心或義憤之情，何致讓關廠工人多苦等這十四年？
亦即，今天高等行政法院在大剌剌指摘勞動部門失職時，不能假裝沒看到當年司法機關也是導致勞工哭訴無門的幫凶。事實上，這類輕率判決、草菅人命的恐龍法官仍比比皆是，今天在回顧這場關廠工人的漫長苦鬥時，絕不能忘記這點。
歷經十七年的抗爭，從某個角度看，關廠工人的血淚其實也已融進了台灣許多人的記憶，那也是經濟轉型陣痛留給社會的傷痕。關廠工人欠款仍有兩百多案分散各地待決，昨天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指標性判決，也許能為此寫下一個歷史性的轉捩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