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社論/從粵港澳大灣區 看見大陸企圖心

「粵港澳大灣區」是指由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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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廣東省的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東莞、肇慶、江門、惠州等九市組成的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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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為5.6萬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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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蓋人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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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萬。大灣區城市群發展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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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是由中國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7年3月的全國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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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同年底寫入中共19大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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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習近平時代國家發展大戰略之一。 此一戰略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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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美國的紐約灣區、舊金山灣區和日本的東京灣區等世界著名灣區。就形式而言,確實類似;但就本質、意義與影響而言,卻有同與不同,值得深入關注與分析。首先,就「粵港澳大灣區」看,具有四層不同的地理概念。除了「自然地理」及「文化(或社會)地理」,從「經濟地理」來看,在這塊5.6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巨大的市場力量推進了經濟融合,加上近年來各種道路、橋樑、高鐵、網絡等建設,文化語言因素造成的不便也獲得明顯改善,經濟一體化的程度已愈來愈高。 第四個地理概念則是「政治地理」,這正是大灣區在邁向更高純度經濟全面一體化過程中最大也是最後的一個考驗;與全球其他大灣區比較,這也是「粵港澳大灣區」最大的不同。有了這樣的了解,就可以明白中國執政當局何以要訂為一個戰略,而且是一個位階最高的國家級發展戰略。就政治的角度看,「粵港澳大灣區」的主要挑戰課題有三:一、關於「一國兩制」的問題;二、關於誰做龍頭的問題。前者最鮮明的例子,就是粵港高鐵如何處理出入境過關時「一地兩檢」的問題,最終還是有賴中央定奪處理。後者,早前在長三角也碰到過,最終由中央認定了上海而獲得解決。至於粵港澳的情況比較複雜,廣州、深圳、香港地位旗鼓相當,所以最後可能還是由中央擔任龍頭。如此就產生了第三個挑戰課題。中央作為龍頭,在指揮與協調上如何能恰如其分,既能指揮協調,又能保持靈活與效率。凡此,在即將正式出台的發展規劃中可以一目瞭然,有理由判斷,這個發展規劃或將是中國經濟發展在2018年中最濃彩重墨的一件大事,也因此可以來順帶關注一下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潛力與前景。自1979年到2017年為止,中國經濟近40年的發展略可分兩個階段。從1979到2012是一個階段,年均成長率達10%;自2013至2017是一個階段,年均成長率降為7%。從經濟發展理論的角度來看,前一階段是被高估的,後一階段則有所低估。就理論而言,經濟成長率一是取決於需求面,二是取決於供給面。中國改革開放之際正好迎來了一個空前的全球化大機遇,這是需求面形勢;但中國之所以能抓得住這個大機遇,靠的是勞動力紅利的核心競爭力,而後者又是改革開放下的主要成果。所以,第一階段中供給面的優勢有二,即勞力與體制改革。除此之外,供給面還有一個因不慎進入誤區而出現的大面積、高強度的透支,即環境生態與弱勢者權益的透支,所以這個階段10%的成長率是因透支而被高估了。進入到2013年,透支情況引起關注而被積極矯正。與此同時,卻要為前期政策所導致的諸多麻煩進行「三去」,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不得不接受一個較低的成長率,所以7%是被低估的。有理由判斷,過去40年的中國經濟成長率長期維持在7%到10%之間,比如8%或9%,相當穩定,但這還不是「潛在成長率」的概念。所謂潛在成長率,是指所有供給面要素都發揮了效率之後所獲致的最高成長率。相較於已開發國家,中國還存在著相當巨大的改革空間,只要持續改革,潛力就會持續轉化為實際成長率,「粵港澳大灣區」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中國大陸未來中、長期的經濟前景是可以樂觀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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